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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程车的记忆:写在Uber来袭之时

时间:2020-06-18  作者:

在美国亚特兰大唸书第一年,「Uber」这个字在日常生活对话中几乎取代了「Taxi」或是「Cab」,所有因为喝酒而无法驾车的场合,Uber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去亚特兰大之前在奥勒冈州波特兰短暂停留三个月的期间,当时波特兰市还是禁止Uber营业,路上仍多看见几家主要的计程车行和黑白、鲜黄的计程车穿梭市区。

一河之隔的华盛顿州州民可以搭乘Uber进波特兰市区,但回家就得另寻方法。前些日子途经Uber的大本营旧金山的时候,得知了Uber已经在波特兰合法化的消息,我有点担心那些背着玫瑰图案的计程车,是不是已经灾难性地消失在「玫瑰之城」了呢?

关于计程车的记忆:写在Uber来袭之时
2015年1月,超过450辆波特兰地区的计程车司机聚集在先锋者广场,要求地方政府对以UBER为首的共乘(Ride-Sharing)公司,採取与计程车相同的规範。

在太平洋另外一头的台湾,Uber也已经进入了北、中、高三大都会区,虽然满街「小黄」仍然是台湾都市的显眼风景,但随着Uber的来袭,台湾的计程车会不会步入美国计程车的后尘,成为欲见其蹤影而不易得的稀客?争议声沸沸扬扬,我无法预测,但这样的可能性,却召唤出许多关于台湾计程车的一些记忆。

当一项事物的存在因为可能消逝而显得不再理所当然的时候,人们才会在记忆中思索它到底是怎幺一回事。

在我个人最早的记忆中,计程车与计程车司机是充满污名的。这污名存在于搭车时母亲紧张的神情和紧握年幼的我的手的强劲力道,有时遇到斯文有礼的司机,彷彿都可以听得到母亲或者其他带我们搭车的大人鬆了一口气的声音。

井口真理子与彭婉如两位女性不幸遇害的悲剧,更是让这种对于计程车的恐惧与污名更加扩大,我们彷彿永远不会知道,坐在驾驶座、手握方向盘,或滔滔不绝、或沈默寡言的男子,会不会是又一个可能的凶恶罪犯,而其近乎忽视交通规则的高速奔驰,似乎正呼应着我们心中的不安与惧怕。

除了治安上的不安,许多人对于1990年代的计程车的记忆,就属政治了。在党国仍然拥有巨大媒体优势的时代,计程车的污名与计程车厢内的政治是紧紧扣连在一起的。计程车在那时候总是给人那幺不安全、不礼貌、不文明的形象,那幺在计程车上对政府草莽式的批判、对民族主义模糊且粗糙的想像,自然也跟这些让人感到惊惶或是眉头频皱的现象牵连在一起。

关于计程车的记忆:写在Uber来袭之时
大街小巷出没以及在车站前排班的计程车,仍是台湾常见的城市景致。

我想有些人跟我一样,经历过那幺一段时光,带着我们搭计程车的大人们总是会迴避特定车行的计程车、甚至贴着特定政党或候选人贴纸(有些车子甚至是直接悬挂旗帜),就算已经在艳阳下罚站二十分钟,也仍然口水一吞,忽视亮起空车灯号的他们,等待更「乾净」、更显得「不那幺政治」的计程车。

当然,计程车绝非专属于特定一方的政治阵营,大学时一位立场鲜明的老师在高雄被荣民伯伯赶下车的故事早就是同学间从回忆萃取笑料的经典,而当年黄义交在绯闻风暴过后,在何丽玲的支持之下以无党籍参选立法委员,台中市区顿时满是表态支持他的计程车,当这些计程车途经名为「防异交」的情趣用品店(今大雅路、忠明路口)时,也引起不少市民不怀好意的讪笑。

我想也更多人记得那个属于「全民」计程车的年代,他们的司机比任何车行都还要剽悍,对于政治也比其他的司机还要热情,并且多次与其他车行在街头激战三百回合,许多人惧怕着他们,甚至痛恨着他们,当他们在街头斗殴大获全胜的时,咒骂天理不公、谴责暴力;当他们败下阵来时,莫不暗自叫喜,在心里大呼过瘾,因为就算是曾经被全民计程车惊吓到也好、污辱到也好的人们,每每想到前座那黝黑的无线电机台,就打消所有与司机(不只是全民的司机,任何车行皆然)对抗的念头。

这些记忆并不仅仅是我们回想过去时的材料片段,这更是反映了无论是作为乘客,还是作为司机的在那个年代的一种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对于司机而言,计程车不仅仅是生财的工具,更是其人际网络与社交世界的来源,也是一个能够成为权力主宰的空间,而能够构成这一切的社会与物理条件,就是既能团结司机个体、又能赋予很大程度自由的计程车靠行制度与轿车独特的密闭空间。

司机可以决定不要服务短程或是不顺路的客人,可以在车站排班处自己喊价,更可以畅谈自己的对于政治或是任何社会议题的想法,而不用担心与乘客冲突,在重重压迫的天地间,那高速移动的方寸空间就是司机们难得喘息与作主的小小王国。失控与失序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养、个性与人生经历。

相对地,对于乘客来说,搭乘计程车是无车之人、外出人面对台湾1990年近乎崩溃的大众运输不得已的选择,除了心中的惧怕与歧视的眼光,大部分的乘客几乎无法给予回应。搭乘计程车的交通生活,成为一种自求多福或是抽乐透式的运气轮转,能不能有一趟好的移动经验,并不受到任何的保证。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绝对让人不满意的生活形式。

于是,生活形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开始了。乘客的不满驱动了国家的大手与市场机制的触鬚伸进计程车的车厢内。警察开始紧盯车站机场的每一个司机,严禁讨价还价;机场以及高铁站以「国家门面」、「都市形象」之名进一步以签约的方式保障特定车行的排班权利;饭店与百货公司开始抄录计程车的车牌号码,符应了乘客们将司机视为潜在罪犯的想像。

关于计程车的记忆:写在Uber来袭之时
GPS系统的普及是UBER服务得以大规模拓展的主要因素,透过定位系统,顾客可以查询附近提供服务的车辆,并且记录、查阅行车路线。这项系统也逐渐普及于台湾的计程车行中。

车行也开始改变自己,司机穿什幺衣服、讲话的音量与话题、可不可以抽菸吃槟榔,都成为了规训的重点。部分车行还设置了各种小巧狡猾的技术物在车厢内,像是触控萤幕、信用卡与悠游卡读卡机、GPS定位系统、以及与行动网路APP结合,监视司机的行为、控制司机的金流、剥夺司机决定载客与否的权利,而在台北都会区,捷运的诞生与公车系统的改善,更是给予计程车更大的压力。

不用说,不同政治阵营的倾轧与分化和台湾人对于「中立形象」的癡迷,更让许多车行终于不再专属于特定哪一个阵营。台湾的计程车司机越来越像是在上班而非「自营业」,而他们的空间,也不再是自己的空间,而是属于车行、属于乘客、甚至是属于国家的空间。这一切,早在Uber问世前几年就已经在台湾发生。

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落入怀旧浪漫的气氛中,将这一切的制度都单纯视为一种压迫,将过往带给人们不安的那些现象视为一种「高贵的野蛮人」所带来的美丽,但实在不能不看见,当乘客们感受到搭乘计程车的经验有所改善时、当计程车与乘客之间的生活形式对抗,终于产生让双方相对满意的现状时,司机们交出了什幺样的权利/力与付出了什幺样的代价。

如今,Uber跨过太平洋来袭,穿着更为光鲜亮丽的外衣与动听的口号,狭带巨大的全球跨国资本,直接否定计程车既有的生存模式与生活形式价值,并迴避掉计程车被国家与市场赋予的规训而取得价格上的优势。一些大型的车行尚且已经準备好相应的科技与资源-例如APP叫车系统与功能强大语音派车中心,与之对抗,但一些在地化的中小型车行显然面临极大的威胁。

关于计程车的记忆:写在Uber来袭之时
UBER不乏有名人在闲暇时间投入,图为迈阿密海豚队(美式足球)的防守线卫,他在2015年的休赛季期间,开着他的爱车成为一名UBER司机。在台湾媒体也曾报导,艺人马国毕也利用私人时间投入UBER司机的工作。

对于部分Uber的驾驶而言,驾车载人获取金钱这样的行为,或许只是闲暇之余赚取外快的小确幸与人生体验,但对于计程车驾驶来说,其所威胁到的,却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包括养家活口的行当、人际网络的串连、以及拥有自己的一个微小事业(即便必须寄附在车行底下)的尊严。

我目前无法看出Uber与计程车的对抗在台湾最后会发展成什幺样的局面,只能够过这幺些对于计程车的记忆,思索着路上奔驰的一辆辆小黄,对于司机、乘客所代表的意义,接着才能更进一步去思考,我们到底要不要失去他们,毕竟在过去几十年的时光里面,我们在拥抱新事物之时,往往都并不太了解自己手上拥有的事物是什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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